历史形变与话语结构

——论世界文学的中国取径及相关理论问题

方维规

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第94-102页。

【摘要】晚近国际学界对世界文学理论的浓厚兴趣，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世界文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回归，正值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发展之后欣欣向荣之时。因此，争取话语权成为不少中国学人的热切追求。面对实际上还很强势的西方中心主义，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常有的“羡憎情结”也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热中时隐时现，民族主义情感得到不少人的共鸣和支持。弱势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是必要的，但在当今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奢望各种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依然只是理论而已。从文本现实来理解世界文学，从未达成共识。改换认识视角是可取的，比如把世界文学看做全球文学的互联互动和关系结构。

【关键词】世界文学  中国话语  羡憎情结  文学互动

自1827年初起，歌德多次谈论“世界文学”亦即世界文学时代，他相信“当前这个高速时代和不断简便的交流，可以让人祈望世界文学不久就能实现”[1]。时隔将近二百年，在国际学界热衷于世界文学之时，西方中心主义越来越受到质疑，不少人似乎认为真正的世界文学时代确实就要到来，中国学界更是如此。并且，人们能在中国发现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就像歌德当年所说的那样：“我坚信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意志人可在其中扮演光荣的角色。”[2]当然，一些中国学人有时会想到中国人的“光荣角色”。

不少中国学者在论述“世界文学”这个歌德概念时，特别喜欢复制一个美丽的传说：歌德是在阅读中国文学时才第一次说出“世界文学”！换言之，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同他阅读《好逑传》《玉娇梨》等中国小说后的体验有着直接联系。尽管这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3]但是“传说”还在延续，人们还在享受着“世界文学”这个“充满希望的词汇”[4]与中国人之间的“天然亲近感”。这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肯定不只缘于心理因素，也不只在追溯一个概念的历史渊源，它显然还带着现实诉求和对未来的憧憬：“既然世界文学的诞生与中国不无关系，那么中国学者理应在这个话题上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这无疑给予了中国学者不少信心。”[5]

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核心追求便是话语权，或曰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不少人孜孜追求“中国学派”亦即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的主角地位。何为“第三阶段”？答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后以“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则是“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6]。于是乎，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具有全球性指导意义。

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地方，很难见到学术会议的主旨或论文标题中写有某个国家的“话语”，如“美国话语”或“越南话语”之类，也许是没有必要，也许是没有底气。而在中国，诸如“倡导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或“世界文学的中国立场”之类的标语和文章名称很常见。本来，争取话语权无可非议，这也是正当权利；可是老挂在嘴边，反而会令人生疑。有一种建构中国话语的理由很直白：“美国人所说的‘世界文学’，一定是站在美国学者的立场上来对‘世界文学’的内涵和价值作出审美的理解的。而中国人则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待‘世界文学’。”[7]这么说或许是有根据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当代美国也有不少学者的观点，仿佛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本文将首先简要论述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然后联系全球权力关系，分析当代中国的世界文学热，并结合理论热点来讨论“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在历史久长的欧洲中心主义远未消散、平等还很遥远的世界，霸权势力还在主导着话语权；体现于世界文学，必然还存在中心和边缘。中国文化虽然悠久，却在世界上还处于弱势。弱者面对霸权文化，时有“羡憎情结”，中国也不例外。畅想“世界文学”，往往有着各种现实根源和特定需求，例如一些中国学者企望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定位。针对喋喋不休的重新定义世界文学的诉求，本文最后主要探讨如何理解“世界文学”，强调世界文学的实践性，视之为世界范围的文学活动。当然，这也不过是——用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话说：“世界文学猜想”。

此时，有必要重温歌德的一个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即人们不能只看到世界文学的积极意义：“若随着交通越来越快而不可避免的世界文学逐渐形成，那我们对这样一种世界文学不能期待过多，只能看它能做到什么和做到什么。”[8]多一点怀疑主义的反思，有利于克服虚热。

1. “世界意识”与中国比较文学百年速览

据曾朴（1872-1935）回忆，旅法外交官陈季同（1851-1907）曾于1898 年和他谈及“世界文学”：

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9]

这是一个睁眼看世界并具有清醒的世界意识的中国学人的观点，他的关于文化传输的主张，无疑已是极为先进的理念，但在当时并不多见。并且，陈季同的世界文学之说，只是出现在私人对话中，并未在彼时中国社会中扩散。

世界文学观在中国的发端期，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文学”概念实际上与我们今天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还相去甚远。即便在19世纪的欧洲，“literature”的诸多含义同时并存。根据文学概念的宽泛界定，它是体现人类精神活动之所有文本的总称，或曰“无所不包”；现代的狭义“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10]从历史语义层面理解这种“杂文学观”，是把握中国早期世界文学观之不可忽略的视角。清末民初大学的文学教程亦即文学史著述，基本上以“杂文学观”为主，其中包括“西国文学史”。黄人（1866-1913）于1904 至1907 年间，借鉴日本学者太田善男之作《中国文学史》（1904），编写他的《中国文学史》，亦论及“世界之文学”“世界文学史”。该著虽已包含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但在总体上仍属“杂文学观”之列。[11]

查考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历史维度是彼时中国人与日俱增的世界意识。历史上的中国人坚信儒家“声教迄于四海”，只有“天下”即“中国”观念，没有“世界”意识。西方炮舰政策打开中国门户所带来的交通往来，使得近代意义的天下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人们开始关注天底下的世界。“世界”不再只是佛教中的现世之说，而是一片新天地、一种新气象、一个新世界。“世界”概念的新用，是甲午之后的显著现象。从“天下观”到“世界意识”的转变，也是不断吸纳世界知识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在清末民初之“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中理解中国的早期世界文学观。世界文学作品在晚清传入中国，是随西学而进入中土的。然而，与那些实学（科学）著作或介绍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等著述和译作相比，（今人理解的）纯文学作品的译介只是很小一部分。

在中国近现代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便不难理解中国早期世界文学观的实用主义倾向和颇为独特的发展走向：如西学东渐的大势所指，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和唤起民众是彼时引介外国文学的出发点，时人企望借西方先进文化之力，达到启蒙和民族救亡的目的。鲁迅那篇著名的《摩罗诗力说》（1907），正是为了用“摩罗精神”救治中国的弊病，开启民族精神。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翻译、在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09），亦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通过苦难意识来引发反抗和斗争。如王国维所言，彼时普遍视文学为“政论之手段”[12]，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也大多择取那些张扬民族主义的作品，而许多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学经典却不在翻译之列。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世界文学本当从“世界”和“人类”的整体视角来对待各国文学，而当时中国译界则注重对中国具有救亡意义的实用文学，这就偏离了世界文学的“正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世界文学观的起始，是一种“逆向发展”形态，且一直延续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13]对“正向发展”和“逆向发展”的概念选用，或许不一定令人信服，因为这里关乎“世界文学”的标准这一复杂问题。而论者对当初发展大势的描述，基本上是可被认可的。

然而，即便在“民族救亡”决定实用主义选译的时期，或如林纾那样不懂外语的翻译家“耳受手追”，用文言译述、改编了一百多种西方长篇小说，“外国材料中国腔”的林译小说占据文坛十多年之久，文化界终究还有王国维那样深谙西方文化的学者。与黄人论“世界之文学”同期，王国维从注重“人类之感情”[14]和人类文学之共通性的立场出发，于1904-1907年间译介了歌德、席勒、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世界文学巨擘。[15]王国维的系列译介著述，是中国人初识西方文学名家名作的重要文献；虽曲高和寡，但对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另外，旅日中国学子于1908年根据日语译本转译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中，已能见到沿袭日译的“世界之文学”[16]之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和“人类主义”思潮，成为中国人之世界文学观的重要转机，中国近代以降文学意识中的民族界线开始受到冲击。1920年前后，蔡元培欢呼世界“大同主义”[17]，周作人提出“人道主义的文学”[18]，沈雁冰认为文学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喊的唯一工具”[19]。文学不再理所当然的被目为“民族救亡”的工具，而当用来为“人类”服务。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其机关刊物《文学旬刊》1921年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文学的联锁，就是人们最高精神的联锁”，申明该刊“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20]。“文学研究会丛书”[21]的标准是“所有在世界文学水平线上占有甚高之位置，有永久普遍的性质之文学作品”[22]。

1923年下半年开始，郑振铎参照英国文学家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 1882-1937）编《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1923）和哈佛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梅西（John Macy, 1877-1932）编《世界文学故事》（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1925），撰写《文学大纲》，自1924年1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至1927年竣稿。郑振铎在《文学大纲·叙言》中指出：“文学是属于人类全体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是没有古今界的”，“所以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23]《文学大纲》这部杰作不仅叙写西方文学经典和代表人物，亦论述优秀的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同时考察东西方文学史，堪称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对于启程不久的中国比较文学事业来说，郑振铎的告诫也道理玄远：“文学的研究看不得爱国主义的色彩，也看不得‘古是最好的’、‘现代是最好的’的偏见”，“本国主义与外国主义也同样的是一种痼癖。”[24]

世界文学概念进入中国以后，同“外国文学”这个更为常用的概念几乎是一个连体，而外国文学主要指西方文学，包括俄苏文学。周作人自1917年起在北京大学主讲“欧洲文学史”课程，通常被看做世界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开端，周氏以讲义为底稿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出版。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大量外国文学名作被译入中国，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1949年之后，苏联版的马列文论占据统治地位，比较文学研究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受到排挤，政治因素逐渐使之走向边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亦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比较文学才重获新生，并确立了专门学科的地位。人们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翻译与研究来势凶猛，且有一发不可收之势。

1998年，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这种学科设置把世界文学看做作品还是范畴或机制？对于这个问题，至今似乎还是模糊的，或“随心所欲”的。尽管合二为一的学科布局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5]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大力推进世界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26]无论如何，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再出发，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千余部比较文学专著和数千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加之许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真可谓蔚为大观，比较文学在中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2. 文化霸权与羡憎情结

本文开头说及中国学界常有人援引歌德1827年和艾克曼（Johann Eckermann）谈论世界文学时提及中国小说，并认为他直接受启于中国文学才提出世界文学设想。这种念旧的心情或许是复杂的：首先，中国之伟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歌德偏偏只知道几部在中国既不算上乘、也不受重视的小说，而中国文学宝库中还有更了不起的经典，本该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中国文学一直处在世界文学的边缘，太多被人遗忘，产生怨情也在情理之中。我不是想要讨好心理主义，但还是想用一个心理学范畴来描述这里出现的现象，即“羡憎情结”（法：ressentiment，英：resentment），也就是当下的时髦说法“羡慕嫉妒恨”。尽管这种说法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且不是谁都有这种情结，但在当代中国的不少专业论文中，常能隐约见到羡憎情结的出没。当然，谁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种情绪的质是反面的。

尼采在其《道德的谱系》（1887）中，首次给“羡憎情结”这个法语词打上了哲学和心理学印记，认为它对人类道德生活具有关键意义。它是对过去经历的感受，尤其是对精神伤害的“回味”（re - sentiment），以及由此生发的恼怒。羡憎情结是一方对另一方之暗藏的嫉妒和幽愤，觉得他（你）过得比我好，该得的我没得到，是命运亏待了我。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上说，它有两个前提：（一）怀有羡憎情结的人认为自己与其羡慕和怨恨的对象是平等的，本来不相上下，但这只是理论而已，现实完全不同。（二）被羡憎者绝对高人一等，毫无平等可言。所以尼采说，羡憎情结“在所有弱者与无可奈何者那里都是不可避免的”[27]。在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理论上每个人都能与他人相比，但实际上却无法比，这样的社会和世界本身就有滋生羡憎情结的土壤。

就世界文学而言，羡憎情结的土壤无疑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日本比较文学家平川佑弘曾如此谈及他1950年代在东京接受教育时的感受：“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来说，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仿佛是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形式：西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排外的欧美俱乐部，有点像大西欧共荣圈。”[28]瑞士裔比较文学家、《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创办者弗里德里希（Werner Friederich, 1905-1993）则在1960年指出，“世界文学”是一个“专横的术语”：“我有时觉得应称之为北大西洋公约文学。然而，这一称呼仍然名大于实；即使在北约十五国内，我们通常涉及的，不会超过其中四分之一。”[29]而在美国高校中，世界文学往往就是欧洲文学的译本；或者说，欧洲和北美作品就是《诺顿世界文学名篇选集》的标准。[30]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伯（René Étiemble, 1909-2002）在其《是否应该重思世界文学概念》（1974）一文中，鞭笞了世界文学理论和实践中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徒有“世界文学”之名，把绝大多数民族文学视为几个所谓伟大的原创性文学之下的从属文学，严重忽视东方文学。[31]

艾田伯呼吁修正世界文学概念，但是谈何容易，穆夫提（Aamir Mufti）所说的现象依然如故：“无论像莫莱蒂那样把世界文学看做一种概念配置而不是文学文本的结合体，或像达姆罗什那样把世界文学视为超出‘文化起源地’而流通的特殊文学，[……]我们都不能无视这一概念所显示、同时又在遮蔽的全球权力关系。”[32]尽管朗曼（Longman）、贝德福德（Bedford）、诺顿（Norton）等西方主流世界名著丛书在过去二十多年逐渐拓宽了世界文学的语言边界，收录了数十个国家的五百多位作家，即更多非西方国家作家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丛书选编者已经彻底冲破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潜在等级标准。在卡勒（Jonathan Culler）看来，“世界文学的危险在于它只选择被视为精品的作品，而无视可能进入甄选过程的特定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33]尽管如此，像德汉（Theo D’Haen）那样呼吁“世界文学要世界化”是必要的：“‘欧洲’文学不应当是研究世界文学的焦点，从而成为考察世界文学的核心视角，而应是同‘世界’其他文学相关联的对象。”[34]同样，西方主流世界名著丛书开始关注被忽视区域的优秀作品，也是可喜的。

上文援引卡勒之说，他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标题是《终于可以做比较文学了》，很能用来形容四十年前不少中国学人的心情。当然，因为国情不同，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不同，这“终于”在中国的意涵是不一样的。四十年前，中国人在长期的自我封闭之后放眼世界，回望自己，唯有“失—望”，也带着不少羡憎情结。19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除了比比皆是的失望和怨恨（《河殇》），也开启了重新走向世界的征程，“走向世界”丛书风靡一时。中国当代的世界文学热也始于那个年代。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比较文学的“多元文化转向”，尤其是美国学者积极倡导的“新”世界文学，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伴随着全球化时代之文学研究中的各种焦点和时兴议题，“世界文学”又一次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而且兴盛空前，论文和著作连篇累牍，各种比较文学会议也不会漏过“世界文学”议题。说得夸张一点，世界文学研究几乎成了中国比较文学从业人员的“全民运动”，认为歌德的理想正在日渐成为现实者不乏其人。理念看似高远，诉求其实很实际、很一般，也可以说是最起码的愿景，即期盼中国文学能够尽早融入世界文学语境。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尼采所说的一种情形：怀有羡憎情结的弱者会设想，“总有一天他们也要做强者，他们的‘王国’总有一天也该到来”[35]。

3.“边缘”的呐喊与不平等的“世界文学体系”

当代中国讨论世界文学时的那种与全球化接轨、融入世界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什么是其论述逻辑呢？中国学界未必谁都会认可如下观点，但它似乎是当下的主流意识，很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国文学就其自身历史和悠久传统以及作家和作品的数量而言，当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份额。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但它依然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称。因此，在把中国文学当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讨论时，我们要彰显中国立场和中国文学的价值，以达到在世界上推广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根据我们的标准，编写我们的《世界文学选》和《世界文学史》，令世界文学也有中国的版本。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口，民族主义几乎每次都担当了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先导的角色。显而易见，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也不能不带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和文化烙印。”[36]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直接导致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伴随着激情、希望和焦虑。强烈的“走向世界文学”的冲动，切望中国文学早日真正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呼唤，在于人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文学已经摆脱被冷落、被边缘的困境，但仍然处在世界文学的边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世界很大，亚非拉还有许多优秀文学依然默默无闻；与那些文学相比，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其实已具一定规模，且在西方的世界文学选集中的比重还在逐渐增加。

前文所说的羡憎情结，见之于政治生活，便是一个群体或一个国族感到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羡憎情结常会引发反抗意识。期盼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中国学界为此呕心沥血者大有人在。此时，不是出于单纯学术动机的国族意识，很容易让世界文学研究变成顺应国家意志的学术运动。当代中国文学与西方/世界文学的联系，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世界意识令其竭力融入所谓“世界文学体系”；另一方面，百年前中国早期世界文学观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卷土重来。与彼时相同的是坚实的民族主义情感，并得到不少学人的共鸣和支持。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其《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国族寓言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必然有其寓言性”，它们“必然以国族寓言的形式，投射出政治之维：讲述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民众的文化和社会之艰难处境的寓言。”[37]杰姆逊通过对文学的所谓主观个体性与社会集体性的区分，也就是国族寓言中的那种个体即国族之说，声称第三世界的文化完全是别样的。这篇名文1986年发表以后，经常是人们争论后殖民时代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与传统西方文学经典的关系时的焦点，引发不少争议，例如对杰姆逊的二元论或化约做法的批判。尽管如此，他呼吁世界文学概念必须注重第三世界文学，自然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意图是提醒西方读者关注非西方文学，而他建议“把这些文本当做国族寓言来阅读”[38]，正是试图让人经由陌生的路径领略陌生的文本。

杰姆逊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未必。中国学者的呐喊，或许就是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学者时常强调的弱势文化对霸权文化的抵制和反抗甚至反渗透的一部分，或许也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让人有了底气。虽然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经济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可能有利于文学的国际传播，可是文学成就与经济腾飞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从经济发展程度来推导文学成就的做法是浅薄的。诚然，当代中国作家或诗人近年来获得了不少国际文学大奖，这也为削弱西方中心主义做出了贡献，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些基本事实：

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猜想》（2000）中，将世界文学与国际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我想借用经济史的世界体系学派之基本假设，即国际资本主义是同一而不平等的体系，有着中心和边缘（以及亚边缘），被捆绑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关系之中。”[39]他又在《进化论，世界体系，世界文学》（2006）中说：“如同资本主义，世界文学本身也是不平等的整体，其各不相同的部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发展，通常受制于它们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40]什么是体系中的位置呢？根据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 1959-2018）描绘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之形成和发展过程，意大利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因其拉丁文化遗产而在文学上强盛，后来受到法国的挑战，巴黎成为世界文学之都，接着是西班牙、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加入到文学财富的比拼之中，美洲也在19世纪登上了国际文学舞台。[41]中国、日本、阿拉伯国家的古老文学，“虽历史悠久却是从属的：他们很晚才进入国际文学空间，只有从属地位”[42]。

“世界文学”长期被看做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经典之作，可惜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谁在世界文学的中心，谁就对国际文学政治具有决定性影响。弱势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无疑属于正义之举。处于劣势和边缘地位的文学，时刻盼望破除西方中心，可又是那么想要进入那个中心，那么想获得进入“世界文学”的入场券，渴望能在中心有所收获，这在很大程度上巩固着中心的强势地位。看来要摆脱根深蒂固的“世界文学体系”和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并非易事。

当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各种努力，被抬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可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心情多么迫切。或许因为中国官方主导的“熊猫丛书”[43]几乎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重点资助国外出版社出版译作，官方和学界一直在探索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想方设法“走向世界”，其真正意图实际上就是寻求进入西方世界的许可，赢得西方读者的青睐，获得西方大奖。虽然新的世界文学观念一再显示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企望，但后者仿佛还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在当今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奢望各种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依然只是理论而已。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在杰姆逊所说的西方社会之“全盘全球化但是美国式的后现代文化”（“this whole global, yet American, postmodern culture”[44]）中，偏见也好，趣味也罢，意识形态还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对官方媒体甚至学界时而讲述的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热闹”，多一点清醒是对的，这样可以少一点（“熊猫丛书”那样的）失望。这么做，或许更能让中国文学正常地融入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很难接受民族主义冲动。一个简单的道理：自我标榜和他人赞赏，性质是不一样的，效果肯定也不一样。

4. 改换视角：世界文学是文学的互动

二十多年来，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文学教授或比较文学家，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常会提出“什么是世界文学”这个问题，带着暗藏的或明确的许诺。另有人强调世界文学是复数的存在。“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s of the world，world literatures）或“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概念，都在强调人类精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传统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概念成为论争的焦点之一，涉及什么是“文学经典”，也就是对世界文学范围的界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国家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提出挑战，要求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更大份额；重新定义世界文学的要求，尤其在第三世界得到更多共鸣。重新定义的前提自然是已有定义在先，可是定义在哪里呢？或者说：“没有一种世界文学定义获得普遍认同，[……]”[45]有人甚至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版本。

中国学者对迄今“世界文学”的质疑，其实与第三世界学者或欧美不少倡导“新”世界文学的学者的观点没什么两样，其一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其二是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决定世界文学经典表示不满。这当然是令人称快的发展。但是依然纠缠于“中心”和“边缘”、“西方”和“其余”等命题，似乎并不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这种两极思考也不是新的世界文学观所要的。我们确实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但不是用（哪怕是地域性的）华夏中心主义或其他中心主义取而代之，谁都不应以自己为中心。要让他人接受时而能够听到的那种中国文学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观”或“中国的世界文学”，似乎只是幻想。鉴于莎士比亚和歌德无法撼动，全人类的文学一时也很难尽收眼底，所以改换思维方式和视角来讨论何为世界文学，不失为适当之举。在大多数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中，不管是论述西方的经典还是中国的经典，似乎都在说实体性的世界文学，也就是所谓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经典名作”，可是又不存在统一的世界文学观，这正是以往不能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莫雷蒂或许是有道理的，他说“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客体，而是一个难题，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难题[……]”[46]。

1826年，“世界文学”之说见于独立不久的墨西哥的一份名为《埃尔-伊里斯》（El-Iris）的刊物。[47]翌年，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ur）概念问世，后世的大部分学者都将世界文学概念与这位德意志文豪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歌德概念，从来就有各种理解和说法。其实这在歌德与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方著名的“世界文学”早期论者那里就能见出：虽然他们用的是同一个名称，却赋予其不同的性质。歌德从人类相通的思想和情感出发，希望每个人都能为世界文学的尽快来临而出力；《共产党宣言》的作者看到的是资产阶级所开拓的世界市场及其剥削造就了世界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缘由，歌德认为是普遍人性，马恩则认为是资产阶级；歌德相信不同文学的汇流，马恩则预测各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之消亡。[48]

科彭（Erwin Koppen, 1929-1990）早就指出：“如同文学研究者运用的大部分概念和范畴，世界文学也没有一个可靠的定义或内容精准的界说。”[49]莫莱蒂也说：“虽然‘世界文学’这个术语已经存在近两个世纪，但我们——不管有多少松散的界说——对于这个客体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论。我们没有概念、也没有猜想来统合大量关于世界文学的数据。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世界文学。”[50]这一说辞当然不能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来理解，或可视之为莫莱蒂对众说纷纭反而无从说起的无奈。如果一定要把“世界文学”目为歌德概念，那就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歌德没有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

在新近的世界文学讨论中，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给出的“定义”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三、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客观对待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51]达氏定义不太像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对某一事物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事物本体，主要在讲世界文学如何产生及其运作形式，也就是什么使作品成为世界文学。达氏定义的第一条略嫌玄虚，含混却又是不言而喻之理。定义中最值得关注者，或许是他不把世界文学看做一整套经典文本，而“经典”正是人们以往谈论世界文学时首先会想到的。

当前比较文学学者努力从全球视角和新的世界文学观“绘制世界文学地图”，虽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注重机制的描绘，[52]但还有很多地图绘制者依然喜于各种民族文学亦即不同地域“经典”的汇集和拼贴，绘制出色彩不一甚至形状各异的世界文学地图。达姆罗什的做法是明智的，因为“经典”常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谁之“经典”？何为“标准”？谈论“经典”常会引来麻烦，在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上饶舌，此外还有“什么文学？谁之世界？”等问题。“当今世界文学最突出的特征是其变异性，不同的读者会热衷于完全不同的文本。”[53]我们往往不知道是否在说同一个世界文学。因为不存在共享的跨国视野，所以中国学界才会有人渴望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这当然未必就是达姆罗什所感兴趣的“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54]，强调“作品进入陌生文化空间被接受而成为世界文学，而这空间在很多方面是当地文化的民族传统与当地作家的现实需求所定义的”[55]。

今人对世界文学的理解，肯定不同于歌德时代。人们试图重新打开这个打上歌德烙印的概念，自然有其现实意义，可是未必就像（尤其在中国学界）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仿佛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快就要实现；这种思路一般都把“世界文学”视为文本现实。就实践形式而言，文学的国际市场其实早在歌德或马恩之说亦即“世界文学”命名以前就已存在，[56]有人甚至认为18世纪之前已有世界文学。[57]无论如何，歌德在倡导世界文学的时候，强调对话和交流以及各种民族文学的相互尊重、相互接受，文学的国际交流和相互浸润在其世界文学设想中具有中心意义。[58]这正是我们在歌德这位注重实践的文豪那里所要继承的思想遗产。

歌德之后不断有人抒发世界文学遐想，提出新的见解。间或也会有一些定义，其中不乏老生常谈之“翻新”。新的发展趋势似乎更喜于采取“模糊处理”的方法，也就是把世界文学看做一种研究视野和情怀，或者一种立场。而就在模糊处理中，比较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回归呈现出新的面貌，比如——就像苏源熙（Haun Saussy）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把世界文学看做一种比较实践。[59]而这仿佛又与歌德的初衷相去不远。如此，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更多的被看做一种全球互联过程，探讨那些建立在自我与他者基础上的国族形象，而不是有着特定数量的经典。“世界文学”成了一个动态概念，或如卡萨诺瓦所说：“这个概念工具不是‘世界文学’本身，[……]而是一个空间：一些内在关联的、必须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和描述的立场。”[60]从关系角度来看，即把世界文学看做一种关系结构，弗莱泽（Matthias Freise）的观点很有新意：

[……]可以用关系取代本质主义视角来观察作为现象的世界文学。我认为，世界文学必须作为一种网状关系，而非一组客观对象，比如一组文学文本来理解。这些关系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我们把客观对象和诸关系按照不同系统鉴别分类，世界文学的不同理解首先就从这种差异中产生。理解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提醒我们关注其过程性。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61]

这是弗莱泽文章的第一段文字，该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最初的智人为何要离开阿比西尼亚而向他乡迁徙，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他现在仍然在路上。”[62]不把世界文学看做文学生产的结果，而是“在诸关系中发生”[63]，是文学活动，提哈诺夫（Galin Tihanov）在其《世界文学的定位》一文中亦持同样观点。他围绕“世界文学”的时间、空间和语言等范畴，试图从存在论视角来回答“‘世界文学’身在何处？”[64]在他提出的世界文学“网格”（grid）中，“世界文学就是特定区域之间的文学互动过程”，是“各种文学之间的对话”和“生动的文学互动”[65]。

受到弗莱泽和提哈诺夫等人思想的启示，即世界文学的本原已经包含真实的文学活动，杨慧林联想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文学行动》中的“行为性关联”（performativity）和“行为性事件”（performative event），以及巴丢（Alain Badiou）多次引用的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诗句：“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66]这种联系是很巧妙的。而在世界文学的发生过程中，普世价值必然是透过特定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来理解的，即在地方经验中理解普世性，作品也会因其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得到世人的尊重。体现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理当也是如此。同样，中国目前的世界文学热，正是在参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努力融入发生中的世界文学。

[1]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ed. by Friedmar Apel, Hendrik Birus et al., Frankfurt: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6-1999, Vol. 22, p. 427.

[2]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er Ausgabe], Vol. 12, p. 356.

[3] 参见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载《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第（5-18）8-11页。

[4]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er Ausgabe], Vol. 22, p. 427.

[5] 曹顺庆、齐思原：《争议中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第（147-154）153页。

[6] 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第（170-175）170页。

[7] 刘建军：《关于“世界文学”等问题的反思》，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1期，第（130-135）134页。

[8]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er Ausgabe], Vol. 12, p. 866.

[9] 言出1928年曾朴与胡适的通信，见《胡适文集》（第4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9页：《附录：曾先生答书》。

[10] 参见方维规：《西方“文学”概念考略及订误》，载《读书》2014年第5期，第9-15页。

[11] 同样，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11）在“教育”大类中分列“世界文学”与“本国文学”，亦当缘于日本影响，即“文学”还表示“教育”，如日本驻美大使森有礼（1847-1889）编撰的记述美国教育制度的名著《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任延旭译，广学会，1896）。

[12]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卷五），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76-283）283页。

[13] 参见潘正文：《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逆向发展”与“正向发展”》，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159-168页。

[14] 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306）306页。

[15] 例如：《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歌德、席勒），《格代之家庭》（歌德）《脱尔斯泰传》（托尔斯泰），《戏曲大家海别尔》（黑贝尔），《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传》（斯蒂文森），《莎士比传》（莎士比亚），《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拜伦），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雏校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9-322页。

[16] 参见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第（100-112）102页。

[17]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1页。

[18]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载《晨报》1920年1月8日，第7页。

[19] 沈雁冰（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载《小说月报》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1号，第10页。

[20] 《文学旬刊·宣言》（1921年5月10日，第1号）。

[21] “文学研究会丛书”1921至1937年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翻译和创作两个部分，是中国现代出版最早、规模巨大的文学丛书。全套丛书共出125种（其中翻译作品71种）。

[22] 《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载《小说月报》12卷8号（1921年8月10日）。

[23] 郑振铎《文学大纲·叙言》，《郑振铎全集》（第十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页。

[24] 郑振铎，同上，第1页。

[25] 参见严绍璗：《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与再论“比较文学”的定位》，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第2-11页。

[26] 决策者未必知道当时国际学界的最新动向，例如伯恩海默主编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ed. by Charles Bernheim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叙写了比较文学试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多元发展趋势。该著出版以来，美国学界的世界文学理念大为改观，将世界文学经典的视域扩展至亚非拉地区。十年之后，苏源熙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by Haun Sauss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着重探讨了全球化风潮中的比较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比较文学学者的各种应对策略。

[27]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in: Nietzsche’s Werke, Bd. VIII, Leipzig: Naumann, 1906, p. 320.

[28] Sukehiro Hirakawa, “Japanese Culture: Accommodation to Modern Times,”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28 (1979), p. (46-50), 47.

[29] Werner Friederich, “On the Integrity of Our Planning,” in: The Teaching of World Literature, ed. by Haskell Block,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0, p. (9-22) 15.

[30] Cf. William Atkinson, “The Perils of World Literature,”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80, No. 5 (2006), pp. 43-47.

[31] Cf. René Étiemble, “Should We Rethink the No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1974),” in: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ed. by Damrosch,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85-98.

[32] Aamir R. Mufti, “Orient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 of World Literatures,” in: Critical Inquiry, Vol. 36, No. 3 (Spring 2010), p. (458-493) 465.

[33] Jonathan Cull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Las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by Haun Sauss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37-248) 244.

[34] Theo D’Haen, “Worlding World Literature,” in: Recherches littéraires/Literary Research, vol. 32 (2016), p. (7-23) 14.

[35] Friedrich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p. 332.

[36] 吴俊：《关于民族主义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若干思考》，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2期，第（5-13）8页。

[37]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in: Social Text, No. 15 (Autumn, 1986), p. (65-88) 69.

[38] Fredric Jameson, ibidem, p. 69.

[39]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2000) in: F.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p. (43–62) 46.

[40] Franco Moretti, “Evolution, World-Systems, Weltliteratur,” in: 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 ed. by Gunilla Lindberg-Wada, Berlin: de Gruyter, 2006, p. (113-121) 115.

[41] Cf.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by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 46-47. (Original: Pascale Casanova,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Le Seuil, 1999)

[42] Pascale Casanova, “Literature as a World,” in: New Left Review, 31 (January-February 2005), p. (71-90) 83n20.

[43] 效仿英国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Books），中国自1981年陆续出版“熊猫丛书”（Panda Books），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也有少量德、日译本，出版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作品共190多种。因为销路不畅，该丛书已经停止出版。

[44]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46 (July-August 1984): p. (53-92) 57.

[45] 达姆罗什：《世界文学的框架》，载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77）63页。

[46]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2000) in: F.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p. (43–62) 46.

[47] Cf. Hans-George Ruprecht, “Weltliteratur vue du Mexique en 1826,” in: Bulletin hispanique 73 (1971), pp. 307-318; 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 “Para una theorí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in: R. F. Retamar, Para una teorí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e otras aproximaciones, Havana: Casa de las Américas, 1975, pp. 41-52. 另参见尤赛夫：《世界文学去殖民化》，载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5-158）146页。

[48] Cf. Haun Saussy, “World Literature as a Comparative Practice,” in: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ed. by César Domínguez, Haun Saussy, and Darío Villanuev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56-67) 57.

[49] Erwin Koppen, “Weltliteratur”, 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hrsg. von Klaus Kanzog und Achim Masser, Berlin: de Gruyter, 1984, p. 815.

[50] Franco Moretti, “Evolution, World-Systems, Weltliteratur,” in: 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 ed. by Gunilla Lindberg-Wada, Berlin: de Gruyter, 2006, (113-121) 113.

[51]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

[52] Cf. Theo D’Ha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ed. by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413-422.

[53]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 281.

[54] David Damrosch, “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canonical, Hypercanonical Ag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ed. by Haun Sauss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3-54.

[55]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 283.

[56] David Damrosch, “Introduction: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ed. by D. Damrosch,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4, p. (1-12) 3.

[57] Franco Moretti, “Evolution, World-Systems, Weltliteratur,” in: 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 ed. by Gunilla Lindberg-Wada, Berlin: de Gruyter, 2006, p. (113-121) 120.

[58] Cf. Hendrik Birus, “Goethes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e historische Vergegenwärtigung”, in: Weltliteratur heute. Konzepte und Perspektiven, hrsg. von Manfred Schmeling,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95, p. (5-28) 11.

[59] Haun Saussy, “World Literature as a Comparative Practice,” in: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ed. by César Domínguez, Haun Saussy, and Darío Villanuev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56-67.

[60] Pascale Casanova, “Literature as a World,” in: New Left Review, 31 (January-February 2005), pp. (71-90) 72-73.

[61] 弗莱泽：《世界文学的四个角度——读者，作者，文本，系统》，载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4-185）174页。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62] 弗莱泽，同上，第185页。

[63] 弗莱泽，同上，第174页。

[64] 提哈诺夫：《世界文学的定位》，载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61）49页。

[65] 提哈诺夫，同上，第54、59页。

[66] 杨慧林：《“世界文学”何以“发生”：比较文学的人文学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1-115）113-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