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她”字的文化史》序言
发布时间： 2009-09-01
《“她”字的文化史》序言，黄兴涛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1-10。（另文《“叫我如何不想她”》，载《读书》，2010年第1期，页146-151） 《“她”字的文化史》序言 我早就拜读过兴涛所写的关于中文“她”字的文章。两年前，他告诉我还在悉心研究这个字的历史、并准备拓展成书的时候，我虽未拍案，却已连连叫绝。凭直觉和预感，或由于本人的学术兴趣，我觉得这样的研究一定比那些言不及义的“后殖民”、“后现代”宏论有意思得多。每当见到一些赶时髦的、半生不熟的著述，我总会思忖：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学问呢？《“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便是扎实研究的成果。 肯定会有人认为，为“她”字写史，未免小题大做。我不会与其争辩，只想说我与兴涛同感：这不是小题。“她”字所折射出的文化史蕴含，实在太丰富了。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只是“小中见大”的问题。对此，本书已有许多精彩论述，因而毋需赘言。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她”涉及人类的一半（“半边天”），“她”同“你”“我”休戚相关，人的悲欢离合也多半与“她”有关——“她”能不重要吗？没有她，文学艺术黯然失色；没有她，情歌恋曲难以谱写……显然，我在这里用“她”这个代词泛指女性，而中文中代表女性的“她”字是90多年前才诞生的，用本书作者的话说：“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不只是看外形,而是就形义的统一体而言），乃为刘半农所创造和发明。”对“她”字没有研究的我，也会很自然地想起刘半农的那首名诗《叫我如何不想她》，尽管这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 “她”字首次入诗。 “她”字的创制以及关于“她”字“造型”的极为热闹的争论，让我想到西方早就有的一种观点，即中文因为汉字结构而不太适合于抽象思维，更有利于直观的形象思维。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表意文字的汉字，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样，其含义多半已见之于文字符号。表意文字本身就是可以理解的。它的读音也许在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变化，或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的发音，但是就像阿拉伯数字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读音一样，其含义却是“一目了然”的。正是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它在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具有显著地位（汉字书法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早期研究中国思想和语言的西方学者已经热衷于这类话题，并以此分析所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当时面对的还是文言文和古代汉语，其语言比较的结论是：西方的逻辑思维主要借助句法上的组合，而表意文字使中国人推崇类比思维。中国古代哲人不擅长从抽象概念出发来进行演绎，而是喜欢用具体事例说明问题；他们不喜思辨，而以比照见长。此乃具体的、形象的思维。 关于中国语言，西方早有不同的说法，上述观点只是其中一种，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种。这种说法是否有理，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也不是一篇论文能够说清楚的。但就“她”字创生之初的不同观点以及围绕该字的字形而展开的激烈争辩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不是向壁虚构，至少是笔者马上想到这类观点的一个缘由。由“他”字派生出的“她”字，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此类汉字都告诉我们，思考已经进入文字，一切包含在字形之中。 每种语言都为思想和交流提供了基本模式，都有特定的规范，以调节思想和交流的程序。人们在运用一种语言时，几乎无法摆脱其特定规范。什么规范占据主导地位并融合于语言结构之中，这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别。威廉•封•洪堡于1826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论中国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报告，分析了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利弊。尽管有些人会从“后现代”、“后殖民”的立场出发，对洪堡观点提出异议，但我还是要说，洪堡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锐利目光是不可否认的。他的核心思想是，人的智力承担着用语言表述思想的职责，没有语言的思维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是对思想和语言做出了区分。在他看来，人有两种智力活动，一种指向思想，一种指向语言。毫无疑问，洪堡更赞赏西方主要语言的语法、逻辑性及其功能，而汉语（重复一遍：我们在此谈论的是文言文）因语法“缺席”只能构造简单句式，无法写出复杂的从句，哲学思考中充满模糊性。尽管洪堡注重的是书面语言的语法结构，但是他并不认为一种语言的形式架构越是复杂，功能肯定越大。他也不排除汉语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存在于思想，一方面的缺失或许正是另一方面的优势。鉴于汉语字形不变、句子的含义来自词义本身、词的组合和顺序以及上下文，洪堡认为汉语的语言结构能够促进人对概念排序、大胆组合的乐趣，更有利于语言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想，中国古诗的魅力很能说明这一点，当然不只仅此而已。谁都知道，西方的认识论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文化，洪堡的思考也只是许多思考中的一种。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者在分析语言与逻辑的关系时，并没有说汉语没有逻辑，也没有说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而是说哪种语言更便于逻辑思维。同样，中国在近代以前没有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也不意味着不能表达第三人称的“她”。然而，语言学中的一个定论是：语法结构越是完整和明确，一种思想便更能在语言上得到精准的表达。在此，“她”字依然可以拿来作为例子；同样，在根据现代汉语语法将古文译为白话文的时候，将五个字或七个字译成一行字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这个问题。 在以拉丁文为基础、依托于字母和语音的西洋文字中，创造一个新字不是很难的事情，而且也很常见。汉语则不然（繁体汉字变为简体汉字不属于这里所说的造字范畴）。像“她”这样的新造字，在汉语中只能属于不多的一些例外。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不断努力翻译介绍一种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西方的知识文化体系，并试图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西学”的译介大大丰富了近现代汉语学术词汇。现代汉语（尤其是科技和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与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还有许多词汇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质变。新字新词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词汇层面和语义层面。一般说来，人们在发现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习惯规则受到冲击甚至威胁时，会努力寻找新的精神依托，新的发现或价值转换会体现于语言。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语言上的新发现所引起的发明创造，能否都称得上不平等现象的表征？这个问题则是需要具体讨论的。以“她”字为例，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当初那些把汉语中没有欧洲语言第三人称阴性代词的对等词视为“汉语本身的一种缺陷”、并想尽办法加以弥补的做法，与其说反映了汉语本身的不足，还不如说恰好体现了“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因为在西方，“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而我以为，语言的嬗变和革新有其自身规律。这里其实并不存在“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而只是“有”和“没有”的问题。法语和英语各自原有elles和they，且为习惯用法；德语中的阴性单数、复数和一般复数均为sie，也是语法使然。它们之间的翻译当然不成问题。“她”字的创制，直接与中西语言接触有关，与翻译有关。古汉语中没有与英、法、德、俄之she、elle、sie、она的对应词，在现存字库中找一个词，通过新增词义与之对应（如当时不少人所做的那样），本在情理之中。如果认为此举不尽人意而另创新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字的创制及其争论，不能说是西方文化霸权和胁迫的结果，而是许多有识之士的自觉行为。不管在汉语还是西方语言中，大多数新词的创用前提是，新的事物要求创造新词和新概念。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往往会使语言成为巨大的实验场所，新词层出不穷。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拉伯雷、龙萨和蒙田那里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士子学人那里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新词是对已经存在的词汇的新的解释和理解（词义更新），或者是字或词的新的组合。中国近现代介绍西学的时候，很有一些概念是西方有而我们没有的，这就给准确译介带来麻烦，由此才有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说。针对“她”字创生之初的诸多非议，刘半农在据理力争的时候指出，即使“她”字不能在汉语中最终确立和流行，仅仅作为西方语言的一个翻译词，它的存在也是有理的、有用的。这样看来，创造新词还是一个需求的问题。 不同语言的交流或碰撞，或多或少都会留下痕迹。我们不否认政治和文化强权会带来话语霸权，然而，某个新造词或外来词，一般发生在“归宿语言”之内，“出发语言”只是起因。因此，新造词的创制或外来词的接受，多半是接受者的主动行为，而不是对话语霸权的屈服。不管是化学元素汉语新字的创制，还是对西方标点符号的借鉴和采纳，或者对正规汉语语法的探索，都是学习“西学”亦即“新学”的必然结果，也是汉语现代化的需要。在众多译介活动和话语实践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时人的孜孜追求所带来的成果，也能看到语言上的“适者生存”。今天看来，现代汉语缺少“她”字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如同现代汉语一定需要标点一样。 本书作者关于“她”字创生的观点是很贴切的：“‘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霸道的西方，不是因为西方语言中有的，汉语中也就必须有，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发生了关联，从而为汉语所接纳。在这里，‘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只是偶然发生了重合而已。”作者把主要原因总结为：“首先，它有精确性的要求。”“其次，它还有简约性和有效性的要求。”应该说，这一观点不但适用于“她”字，也可以用来说明100年前的许多汉语“新生”词汇和概念。 至于古汉语中没有欧洲语言里第三人称阴性代词，是否一定就是“汉语本身的一种缺陷”，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语言学家肯定能够证实，某种语言更适合表达某一方面的事物或情状，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法语对某些事物或情状的表述，远比其他语言更丰富、更准确。其原因是：在历史进程中，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状况，法兰西人（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对某些事物或情状的语言表述更注重细微的差别，从而也就更细腻，有更多的同义词可供选择。于是，表述某种事物或情状，在法语中可以做到细致入微，而在其他语言中也许只能粗略表述，或者只能说个大概。当然，我完全可以换一种语言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不同母语的人的相互交流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语言中没有你们这种说法。”此说很能体现语言之间的差别。本人在不少地方说过一些语言表述的“不可译性”，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在当今世界的现存语言中，德语创制概念的空间尤为宽广，几乎没有多少拘囿，从而特别适合于哲学思考。20世纪的重要思想家海德格尔充分认识到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很难想象，他用其他语言也能做出同样的哲学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德语（海德格尔的德语）成全了他的不少思路。 再回到《“她”字的文化史》，我想谈一下这部著作与一些方法学思考的关系，也就是我在阅读这部书稿时所想到的一些研究方法。 这本书立刻使我想到了“知识考古学”。福柯把自己的研究看做“知识考古学”，其实就是一种类型的话语分析，钩稽“话语实践”亦即“话语事件”，或曰通过局部研究强调历史话语的偶然性、断裂性和物质性，以呈现事物不再以同样的方式被感知、描述、刻划、表达、分类和认识。当然，联系福柯只是本人阅读这部书稿时的直接感受所引起的，并非看重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或谱系学方法的哲学追求及其浓重的解构色彩，而是直取字面含义：l’archéologie du savoir——知识考古。[1] 另外，本书书名马上会让人想到陈寅恪的“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之说，这也是本书作者研究“她”字时的明确的方法论追求。应该说，本研究是成功的，我们确实看到了“她”字的一部色彩斑斓的文化史。我们应当把陈氏说法看做方法论和方向性的定位。将其落实到实处，当为很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以一个字为依托来撰写文化史，世上还无此先例。以“她”字为例，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字的文化史”，是文化史中的一个事件，文化史的一个截面。 当然，作为一个对“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做过些微研究的人，我很自然地会把“她”字考古与历史语义学联系起来。该著全方位地揭示出这个字的生成语境和发展脉络，并将单独词语的分析扩展为词语群、概念架构和概念网络的探讨。历史语义学不仅分析特定概念（词语）的“含义”和“运用”，也观照相近概念、平行概念、对等概念、颉颃概念同某个特定概念的关系，探索它们多层次的关联，这在本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本书的材料工夫。不管是“知识考古学”还是“历史语义学”，材料是重中之重；更何况为一个字写一本书，没有充足的材料是不行的。只有材料详实，才能做到有话可说、有东西可写，才能做到“游刃有余”。以科塞雷克主编的八卷本大辞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1997）为例，它的基础是材料。这部“辞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词条”汇编，而是论述基本概念的文集，其中的许多论文超过百页，完全可以单独成书。此外，就德国经验而言，从概念史看社会史、思想史或文化史，首先是史学家的专长，成就最大的也是他们。兴涛是人民大学的史学教授。记得在四、五年前，《近代史研究》杂志曾把他的一篇名为《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的论文寄往德国让我做匿名评审，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该文的新视角、新观点外，便是作者对大量资料的掌握和运用。文章发表以后，我才知道作者姓甚名谁。后来有幸与兴涛结识，随着对他学术了解的深入，最初的深刻印象也渐渐成了实实在在的确信。就本书而言，我想，即使是一位与他素昧平生的读者，也一定能够猜出是出自一个史学家之手，书中许多地方对材料的挖掘和把握，委实让人敬佩。 近年来，兴涛以扎实的材料功夫为依托，在相关研究领域提出的新思路、新观点，无疑给历史研究展示了新的视野，给予了新的启发。实际上，《“她”字的文化史》这部新颖而精彩的论著，不仅是兴涛奉献给史学界的力作，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相关研究所期待的跨学科成果。相信许多读者都会喜欢它。 （黄兴涛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冯雪峰编发 [1] 我在文中采用的“知识考古学”是中国大陆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福柯所用的l’archéologie du savoir，其实译成“知识考古”即可。尽管在英汉、法汉、德汉辞典中，archaeology、archéologie、Archäologie译为“考古学”，而且它也确实是一门学科，但是在特定组合中（尤其是同“知识”之类的抽象概念的组合），西方语言中的这个概念常常表示查考和钩稽。王德威将福柯著作的书名译为《知识的考掘》（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还是比较贴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