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理不胜辞的“世界情怀”：世界文学的中国声音及其表达困境

发布时间： 2016-11-20

方维规《理不胜辞的“世界情怀”——世界文学的中国声音及其表达困境》，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页54-58。

理不胜辞的“世界情怀”

——世界文学的中国声音及其表达困境

 

【内容摘要】“世界文学”是当代关于“全球文学”国际论争的焦点之一，这场论争还在延续。如何理解“世界文学”，与我们如何理解“文学”和“世界”密切相关。全球化思潮深刻影响了当今的世界文学观念，新的理念、追求和文学实践，往往不再凸显国族归属，写作和思想获得了全球性意义。在这一世界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口号和实践，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它还违背文学之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这涉及“拿来”或“输出”等问题，也就是“由谁决定经典”的问题。与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切盼相伴的是一些学者号称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笔者的设问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为何？“中国学派”：何在？

【关键词】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文学传播，“中国特色”

 

《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发表王宁大作《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拜读之余，我想起一年前在best365网页版登录举办的第三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主题为“何谓世界文学？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邀请二十位中外著名学者，共同研讨了如何理解和界定“世界文学”理论议题和方法实践。王宁也是受邀的四位中国大陆学者之一，他在会议期间也表达了《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有些观点。写此小文，目的在于结合那次会议与会者的一些观点，[1]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谈论这类问题，绕不开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这似乎也是相关学术研究的惯例。下面我就先简要介绍一下新近关于“世界文学”的国际论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然后再论我要谈的正题。

最迟自1960年代起，“世界文学”这个有口皆碑的“歌德概念”逐渐遭到诟病，原因是其思考文学时的精英意识（其实这一意识并不源自歌德）；另一重要缘由是，世界文学之思超越了民族框架，却只能基于这个框架才可设想。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和运用，一直存在争议，没有一种说法获得普遍认同。莫雷蒂（Franco Moretti）认为，尽管这个概念“几乎已有二百年之久，但我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论，甚至一个宽泛的界定都没有。我们没有一套概念、没有任何假设把形成世界文学的大量资料组织起来。我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什么。”[2]换言之：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客体，而是一个难题”[3]。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就此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理论探讨。进入20世纪以后，莫雷蒂和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这两位美国学者开始深入探讨这个概念。[4]随后，争鸣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5]这场论争似乎还在延续。

纵观各家论说，我们常能见到一些脱口而出的说法，例如：歌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创造者，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又如：歌德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具有全球视野。从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但却流传很广，甚至成了一些“名家”的定见，包括莫雷蒂和达姆罗什的有些说法也是成问题的。德意志诗人维兰德（Christoph M. Wieland, 1733-1813）早在1790年就已用过“世界文学”一词。[6]而普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早在歌德起用这一概念之前半个多世纪就已出现：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施勒策尔（August L. Schlözer, 1735-1809）在其《冰岛文学与历史》（Isländische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1773）中就已提出这个概念，并将之引入欧洲思想。[7]

毫无疑问，歌德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确立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歌德并没有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他总共在二十处说过“世界文学”，[8]但都只是简短提及而已，且有不同说法，不乏矛盾之处。这就给今人解读带来不少困难。不少人不愿看到歌德的时代局限，硬说他的“世界文学”概念指涉全球。可是他曾明确表示：“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Europäische, d. h. Welt-Litteratur”[9]），他眼中的世界文学典范是古希腊文学。许多“世界文学”论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喜欢说歌德是在阅读中国文学时才第一次说出“世界文学”，这是讹误。[10]]歌德的“世界主义”，不完全是今人理解的世界主义。他的世界文学设想的中心意义，在于超越民族界线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交流。史料显示，他基本上只顾及德意志、法兰西、大不列颠和意大利文学，间或稍带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民间文学，偶尔也会谈论几句欧洲以外事物。[11]难怪有歌德研究专家说，今人所运用的这个因歌德而发迹的术语，多半“与歌德对这个概念的想象几乎没有共同之处”[12]。此说略嫌过甚其词，但也有其在理之处。回望中国学界，由于缺乏深入研究，只能人云亦云，且常常不得要领。

当今世界围绕“世界文学”的讨论，原因很简单：“世界文学”是当代“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国际论争的焦点之一，各种讨论多半从“歌德概念”说起，或追溯至歌德并探寻这个概念在他以后的发展。在不少人看到歌德式世界文学概念之欧洲中心主义蕴含之后或同时，人们又试图重新打开理解“世界文学”的思想方式，为了在今天的意义上赓续世界主义传统。总的说来，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歌德的世界文学思考被当做理论，从而被过分拔高。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诘问，这个“歌德概念”究竟指什么？人们能用它做什么？这个概念的魅力或曰神秘效应，或许缘于一个事实：它拒绝所有固定界说。

如何理解“世界文学”，与我们如何理解“文学”和“世界”密切相关；世界文学因而不是恒定的，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不断调整和重构。不过，人们今天所理解的世界文学，似乎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观念：它是全部文学中的那些根据特定审美准则而堪称超时代、普遍有效的经典作品。另一方面，不少人如今喜于“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s of the World）之说；这个概念虽然还勾连着世界文学的“经典性”，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追求。若说“世界文学”依然意味着作品之无可非议的重要性，那么，“世界的文学”则更多的指向世界上那些不怎么有名、却能展示新方向的文学；它们不同凡响，却还未在读者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歌德眼中，即将来临的世界文学是历史快速发展、交往日益便利的结果；而今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是他无法想象的。这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世界文学观念，也是“全球文学”或“世界的文学”的时代基础。全球化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引发日益增强的牵连，文化领域同样如此。在一些新的文学观念中，居无定所的文学之特色是消弭国族与世界的两极状态。当今世界的许多作家，不会感到自己只属于某个单一文化，他们有着全球认同。换言之：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语言和国族的界线对于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国族界线，仿佛只是为了被跨越而存在着。

作为下文论述的必要铺垫，以上只是对相关问题的简略描述。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另外还有误读和以讹传讹，以及对当代西方名家论说的查考和分析，笔者将有长文发表，此处不宜赘言。

 

关于“何谓世界文学？”北京会议，高利克（Marián Gálik）在其会议论文《论2000年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中写道：“中国文学的关切是什么？这可能是这次会议的最重要议题之一。”[13]他只说对了一半。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我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考虑；见之于会议邀请函的办会宗旨，亦无这一内容。然而，作为著名汉学家，加之高利克与中国学者交往颇多，对中国文学发展及批评界现状了如指掌，他的设问便在情理之中。另外，半数以上的与会者是中国文学专家和海外汉学家；在此场合，何况会议地点在北京，高利克之问也是很自然的。不仅如此，他还讲述了他所了解的状况：“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也带来文学领域的变化。中国开始逐步寻找加入现代国家的方式，也在说服欧美同行们，中国文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作品，至少那些最杰出的作品是可以被纳入世界文学宝库的。”[14]

显然，高利克极为同情“中国诉求”；刘洪涛的会议论文，原题是《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切盼与途径》。高利克下面这段话，完全可以出自当今不少中国学者之口：“自1919年起，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学者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向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的人文研究领域发起挑战。”[15]如果我说这里可能会让人闻到或多或少政治对抗的硝烟，或许不算夸张。无疑，此处有着对于西方霸权的不满，如同王宁所论述的那样。他结合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于2003年的专题研究文集《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亦即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得出如下结语：“要回答‘丧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并不难：它就为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比较文学研究而鸣，同时也为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学科——世界文学的诞生而欢呼。”[16]在当代中国，王宁的如下观点具有代表性：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并且直接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该让以西方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了。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17]

 

这是不少持相同观点者的论著之出发点和基础。王宁还说：“近年来，西方主要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频繁来中国讲学并和中国同行交流，他们试图从中国学者的研究中获得新的灵感以便完善他们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建构。”[18]我以为这一判断不一定准确。

刘洪涛论文的基调，大致同王宁的思路相仿。该文简要回顾了一百年来中国对世界文学的理解，认为“‘成为世界文学’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人们能见到“如此强烈的‘走向世界文学’的冲动”，他赞誉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19]下面的观点同样很有代表性：

 

无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样的命题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标志着百年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在经历了一个“我拿”到“我有”的发展后，开始向“我给”转变；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已经自信强大到拥有了足以影响他国的实力，并且试图“输出”这种影响，使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2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为何要“走出去”？王宁的解释是：

 

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一味被动地等待别人来“发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和价值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的主流学者并没有那么紧迫地需要了解。[……]过去当我们试图树起中国学派的大旗时，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几乎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复兴不屑一顾，即使偶尔提及中国的比较文学，也只是将其当作一个点缀物。[21]

 

我想，上面几段引文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援引更多中国学界的类似观点，也只能见到更多“羡憎情结”（法：ressentiment，英：resentment）[22]——不知我的这一感觉是否恰当。征引两位学界老友的说法，所指当然不只限于二者。我不愿用不少人喜用的“民族主义焦虑”形容之，但我常能在这类言论中感觉到当代中国不只见之于文学界的一种认识：外人容不得我们，谁都跟我们过不去。从世界历史的无数事例来看，这种倾向是有危害的，至少不利于自我健康发展。我还要指出的是，一些慷慨激扬的文字，看似爱国，最后适得其反，在世界上产生负面影响。

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歌德世界文学思想中的一个命题。了解和认识陌生民族的别样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方式，在歌德那里并不意味着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正相反，他很重视特殊性。然而，若是一味强调特殊性，必然弱化甚至排斥普遍性。让“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这至少在表述上会引起误解。被理解为“攻城略地”的话，外人是不会接受的。文学的国际传播有其规律，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甚至对所有那些“主义”和“思想”的接受，基本上是“拿来”。“接受”往往是主动行为，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十多年来的发展状况来看，投入和受益实在不成比例。原因何在？我想援引陆建德在本次会议上评析达姆罗什演讲的一段文字：

 

达姆罗什下面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道：“很多作品传播到国外后，不见得会获得新意义和新高度。这或许是由于翻译必然导致其语言严重受伤，或许是其内容过于地方化，难以在国外引起共鸣。这样的作品，可能在其本土传统中被视若珍宝并影响深远，但永远不能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效部分。它们也会流传到国外，但只会为研究其原生文化和语言的专家所阅读。”我认为，中国学者和文学教授，甚至中国诗人，都需要留心体会这几句话的意思。单单抱怨我们本应该有更多的汉语作品被译入西方和全世界是不够的。我们总认为如此一来，人们就会立刻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倾慕者。但问题的重点或许不在于此。我们不得不发问：究竟什么作品才能被称做“世界文学”？当它们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能被对象国和对象文化所接纳？这至关重要。[23]

 

看来还得回到“何谓世界文学？”这个问题。且不论中国不少学者论述歌德“世界文学”概念时比比皆是的资料性错误和以讹传讹的现象，我们确实需要补课，弄懂什么叫世界文学，至少说出一个不太有悖“原理”的世界文学。我不得不说，中国学界的有些说法，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与新的“世界文学”理念格格不入，也与“全球文学”或“世界的文学”理念格格不入。当前的有些观点，其本质与欧洲中心主义一脉相承，只是调转了方向，很难见出它与真正的世界文学还有什么关系，只能看到“轮流坐庄”的欲望，为的是“世界文学版图的重新绘制”[24]。不难理解，“它是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民族越来越自信的背景下产生的。”[25]如高利克那样（或是他受到中国论说的影响？），不少人都会提到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把经济发展程度与文学成就相勾连的论证逻辑，世界上确实少见。顾彬（Wolfgang Kubin）在其《世界文学之于中国》一文中指出：“按歌德的理解，文学应该属于全世界。但从中国最出色的代表人物的意愿看来，文学却始终是国族的，应呈现出中国元素。”[26]他还说：

 

现下，中国正斥巨资翻译出版自以为健全的作品，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海外受到欢迎，其中包括1942年之后革命文学的招牌作品；即使在本国，除了文学研究者，也不会有任何人阅读这些作品。这一行为背后的政治纲领叫做“走出去”。这个新“术语”的大概意思是，不再依赖“西方”汉学，自己为海外读者做出决定，让什么样的作品代表中国文学。但成功却始终没有到来，[……][27]

 

他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是：“民族文学被世界文学接替，被共同义务接替。至关重要的是普遍人性。善、高贵、美，这些品质都将和一个不指涉任何具体国家的新的‘祖国’相联系，写作和思想获得全球性意义。”[28]他的论文通过梳理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德语国家的接受情况，凸显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复杂张力：一方面，中国文学很早就被译入西方语言，最迟在歌德时期，就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却未能跻身“大文学”之列，在西方一直身处边缘。是什么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针对这一问题，他列举了种种原因：中国文学对自身国族性的强调与世界文学跨国界要求的龃龉，中国社会公认的“经典”和西方翻译接受的“经典”之间的错位，中国的政治需求和西方图书市场之间供需关系的不合，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影响等。他的结论是：中国文学距离真正成为“世界文学”还有漫长的距离。[29]

我想再问一次：何谓世界文学？弗兰克（William Franke）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见地的：“世界文学可以侵蚀并打破国族文学传统、挑战其自顾自的标准。”[30]换言之：“作为拥有来生的文学，世界文学被从它的原文化中连根拔起，纯粹地摆脱了任何特定语境，在流光中沿着自己的轨道无限延伸。”[31]显然，他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若是还不明了的话，我就再征引他的另一段文字：

 

世界文学意味着翻译超越了地方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延伸以建立一种文学经典的序列，向无论什么国家、种族或地区出身的任何人提供文学教养之最鲜美的果实和花朵。通过比较文学学者的这一讨论，我们认识到，世界文学要阻止文学经典被民族主义目的所盗用，或被特定、排他的文化政治之意识形态目标所盗用。它们拥有更广阔、更持久的意义，是所有人的财产。[32]

 

这一观点与“世界文学”的另一种理解有关：伟大作品藉助翻译而属于全人类，成为超越国族的文化遗产、“世界记忆”。[33]可惜，如顾彬所说的那样：“和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现当代文学）相反，中国文学在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固定而庞大的读者群，在其他欧美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文学只见之于学术领域，而且还是例外现象。”[34]我想在此加上自己在其他地方说过的一段话：“以中国文学为例：仅被译成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只能说明其走向世界，未必就成为世界文学。换句话说，只要中国文学作品主要还是海外汉学家或中国爱好者的读物，就很难证明其世界文学地位。”[35]

作为著名汉学家，顾彬和柯马丁（Martin Kern）都论及“由谁决定经典”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柯马丁以极为精彩的《谁来决定“杰作联合国”?》，评析张隆溪的演讲。他表示理解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切盼，也认同“把本民族文学传统中的佳作[……]引入世界文学”。但他强调指出：“在我的研究领域，我们通常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古代经典，并且总是这么做。这一方法在不断进化的中国传统中延续了两千年，尤其在20世纪早期影响最大，[……]”按照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的说法，审视世界文学的方式之一，就是审视经典著作。在“思考如何将本民族的佳作推向世界”时，“我想到一个模式，这就像我们把优秀代表派往‘杰作联合国’。当然，文学不是民主，可这或许是件好事。下面我们要问：怎样组织‘杰作联合国’呢？”接着又是一连串的问题：“谁来决定什么是经典，什么是名著？谁掌握选择权？何时出版的作品能够入选？我们怎样评价那些本时代明显还不是经典的作品？它们必然是文学的一部分。”[36]他自己的回答是：

 

达姆罗什教授早已论证过，世界文学通过翻译获得生命。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念，它颠倒了筛选过程，对方或外方决定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自我文化中的经典，并把它们引入世界。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接受自己和自我文化（孔子所谓“斯文”，即我们的这个文化）被某些我们不太喜欢或认可的代表作，呈现在“杰作联合国”中。俄罗斯人决定美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印度人决定中国人为他们输送哪些作家……当然，这看起来很难接受，但你仔细想想的话，世界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译者决定怎样翻译，可他们使用目标国家的语言，而不是原著语言，对吗？他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作品如何在他们的语言中达意。一部名著怎样在世界中存活和流传，取决于翻译而非原文。我们无法掌控本国的经典如何走向世界，发生怎样的作用，以及获得哪些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学的经典很可能动摇作为其来源的国族经典。换句话说，属于世界文学的国族经典，无法以其国族意义生存下去。世界文学必须和国族经典对话，并扰乱和破坏其国族意义。

以国族为目的的民族文学没有通行证，它迷失在文本的民族主义中。[37]

 

不知柯马丁是否会用民族主义来形容“中国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之说。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之说已有几十年之久，但凭我的目力所及，还没见到域外哪个学者谈论中国学派，我偶尔听到的只是窃窃私语，或看到沉默不语，而私语者和沉默者其实对中国是很友好的。一方面，就整个西方而言，欧洲-西方中心主义源远流长，现在名声不佳，但其“余韵”不可能戛然而止，对西土之外所知无几或不屑一顾，这种现象不可能没有。另一方面恕我直言，我怎么都看不出，哪些是真正“中国的”，“中国学派”的大旗上应该写上什么字样？老生常谈的“中国的独特立场”“中国视角”究竟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比较文学危机未消的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队伍壮大，其人数或许可以盖过欧美两大洲的比较文学学者数量。我能看到的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大特色也是——就和中国人口一样——声势浩大。可惜，学派与队伍的大小毫无关系；它不是中国的乒乓球艺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业内都知道布拉格学派的那几个人，那才是学派！论者自然会举例说明“中国学派”如何如何，但是放眼世界便可发现，这“如何”比比皆是，而且早就走在中国人之前，人家没有自诩学派，因为那不是学派，或曰很多人的“学派”。我还是坚持自己多年前的说法：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比较文学研究最红火的地区之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兴旺发达。然而，笔者据有限的阅读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学派”的文字，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中国的研究足以拿出丰硕的“中国版本”，但是这同“学派”没有必然联系。大凡谈论一个学派，是以方法论之，或者论其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倾向。假如以为我们得以借鉴其他学派的特点，采取折衷精神便堪称一派（世界上折衷者大有人在），或者以为我们可以进行中西比较或跨文化研究就可以自立一派，理由是不充分的。不但早有艾田蒲（René Étiemble）之辈在先，还有许多折衷方法和跨学科方法在先。关键问题是，诸多导论中所归纳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是不是我们特有的方法；似乎不是。另外还有以中国学派来“分庭抗礼”之说，实在是没有必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曾经有过的现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把两派之争看做科学史上的（即便时间跨度很大的）重要事件。在当今西方，没人会说自己属于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各人有各人的研究方向或重点。在这样一个时代，仿佛没有谈论中国学派的必要。换言之，如果一定要根据研究内容的侧重点而分派的话，世界上或许有数不清的学派。而以国家而论的话，中国及其邻国至少可以分为中、日、韩、印、俄五派。可是，学派不是自封的。[38]